现代化（modernization）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核心驱动，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艺术和日常生活层面造成了一系列后果，使得现代社会全方位区别于现代化之前的传统社会。现代性（modernity）是现代化的结果，也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特性。不同层面的现代化产生了不同层面的现代性，如经济现代性、政治现代性、文化现代性、生活现代性等。
18 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拉开了工业化的序幕。19 世纪上半叶, 在工业化驱动下, 欧洲形成了人口密集的大城市, 如伦敦和巴黎等国际大都市。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和伦敦近距离观察资本主义,建立了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唯物史观, 认为社会历史变迁最终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变迁。马克思以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为研究对象, 梳理了从手工业到工业生产的发展脉络, 总结其经验和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洞见的理论, 对于认识工业现代性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从手工生产到机器生产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古代的手工生产中，已出现了纺车、织机、水车、风车、轱辘等机械装置，人们已懂得利用自然力来完成一些“自动化”的生产，如用水车推磨，研磨谷物。工业革命以来的重要变化之一是现代科学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不仅越来越深入，而且与生产实践结合到一起，形成强大的科技生产力。与蒸汽机发明相伴随的是煤矿和钢铁业的发展，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纺织机和火车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运输方式。很快，随着石油开采和化工业的兴起，燃油发动机出现了，将人类送入一个以汽车、飞机为标志的高速发展时期。
在这一社会历史进程中, 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把握, 从劳动实践中总结的经验, 变成了可验证、可重复、可操作的科学公理和数学公式, 并以成规模的机器套组落实在生产领域, 深刻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生产、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 在手工生产中, 人操纵工具和机器; 在工业生产中, 机器操纵人, 把人当工具。20 世纪 30 年代, 卓别林在喜剧电影《摩登时代》中形象地阐释了马克思的这一主张, 将机器操纵人的劳动异化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在卓别林生活的时代, 源于美国的福特制、泰勒制通过流水线和行为控制理论建立起一套反人性的大工业生产方式, 这些生产方式都在卓别林的电影中得到了夸张、讽刺的呈现。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继马克思之后对现代性问题展开系统研究的学者。他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理性化和祛魅的过程。20世纪初，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学说，同时又在韦伯有关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区分基础上，提出了“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概念。“工具理性”也称技术理性，是一种以绩效为唯一目标的理性行为，在现代社会中常常表现为一种量化的计算和精确的控制。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工具理性不仅体现在对工厂和工人的管控上，而且体现在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18世纪的启蒙运动高扬理性大旗，挑战宗教、权威和封建等级制度。工具理性成为启蒙理性的反面，是启蒙思想家未曾预料到的结果。人们本以为可以通过理性获得自由，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对生产生活的理性管理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控制和束缚。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生于1938年）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将钟表时间和虚拟货币视为现代社会的量化控制手段，一切的价值和行为都可以折算为时间和金钱，以致于可以说，时间就是金钱。
现代化明显加快了人类生产生活的节奏，也加剧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20世纪先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工具理性的操控下，世上从此无闲时。奥地利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在1939年至1941年流亡期间，写作《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一书，深情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也纳慢节奏、富于文化感的生活方式。他感慨市民们在咖啡馆看报、绅士牵着乌龟在街头漫步的城市生活景象一去不复返了。在另一位犹太思想家本雅明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拐点——“战争结束后从战场归来的人们变得少言寡语了……幼时乘马拉街车上学的一代人，此时站在乡间辽阔的天空下：除了天空的云，其余一切都不是旧日的模样了。”
历史学家罗荣渠（1927—1996）在《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中将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发生在西欧，属于内源性现代化，时间从18世纪后期延续到19世纪中叶，“由英国发端然后向西欧扩散”；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欧洲核心地区取得巨大成就，并向周围地区扩散，越出欧洲向异质文化地区传播……这次大浪潮使‘西化’或‘欧化’成为鲜明的历史发展潮流”；第三次现代化浪潮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西欧、北美各国和日本相继进入现代化的高级阶段，美国成为“战后西方世界发展新浪潮的中心”，“第三世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几乎是齐头跑步奔向现代化”。正值改革开放的中国赶上了第三次浪潮的尾巴，“在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农业国家中，按社会主义方式创造性地探索适合国情的‘四个现代化’”。
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费孝通（1910—2005）毕生从事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和实践，致力于富民强国。1936年，费孝通回到家乡苏南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开弦弓村展开社会学调研，后以此为基础撰写英文博士论文，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1939年，该研究以《江村经济》为题在国内出版。此后，费孝通20余次赴吴江县调研，一直持续到2002年，总结出中国乡镇工业化的苏南模式。
在《江村经济》之后，费孝通于1948年出版了《乡土中国》一书，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主要区别概括为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区别。传统社会是一个扎根乡土的社会，是一个人与人彼此熟悉、讲人情伦理的社会。现代化使大批农民离开乡土进入城市，进入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生活环境，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形成一种法律和契约关系。如果说《江村经济》着重描述的是生产方式的传统性，《乡土中国》则着重描述社会人际关系的传统性。这些传统性都是与现代性相对的，是费孝通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侧面。
传统性与现代性是相对的，也是辩证统一的。不同地域有不同的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从特
定的地域传统出发，形成带有地域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历史传统和国情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面向205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概括为五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工业化使造物活动走向了机械化、自动化，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量。19世纪下半叶，有感于工业产品的粗糙和缺乏美感，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等英国艺术家、文艺理论家发起了“艺术与手工艺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在文中也称工艺美术运动。这一运动推崇中世纪的作坊和行会制度，倡导手工艺美学，期望回到手工业时代。
1919年，在德国魏玛建立的包豪斯设计学院受威廉·莫里斯影响，起初也提倡手工艺美学，但不久之后就转向机器美学，以大工业生产为依托，为老百姓设计更多物美价廉的产品。包豪斯的这一历史抉择顺应了工业化的历史潮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现代造物活动，并通过艺术的设计转向，推动现代造物活动向造物艺术发展。由此产生的现代造物艺术在美感上并不逊色于传统的造物艺术。
传统造物艺术以手工劳动和天然原材料为核心，现代造物艺术以机械制造和人造材料为核心。在现代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一度将二者简单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落后的，后者是先进的。但是，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来看，二者各具优势和特色，且存在诸多相通之处。一种积极的态度是从传统造物艺术中汲取营养，用于现代产品的设计，这一点在19世纪末的新艺术运动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装饰艺术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956年在北京建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这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建立了一套基于传统造物艺术的图案学设计教育体系。
在现代化发展的高级阶段, 传统的造物艺术有了新的时代价值, 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发展理念和个性化、情感化的消费需求。站在这一历史高度上回望艺术现代化的历史, 我们会发现,传统造物艺术与现代造物艺术存在一定的前后继承关系, 而且完全可以在现代社会中和谐共存。例如, 手工刺绣作品价格高, 具有艺术收藏价值; 机绣产品价格低, 可用于服装配饰, 走进千家万户。二者可以在同一个大师工作室并存, 成为同一个传统工艺品牌的两类产品。后者虽然很难实现手工刺绣的某些艺术效果, 但也可以设计和制作得十分精美。也就是说, 经过了 “现代化” 的刺绣既可以成为传统刺绣的 “衍生品”, 也可以成为与传统刺绣艺术并存的现代刺绣艺术。反过来说, 手工刺绣也能引入当代艺术创作观念和手法, 创造出不同于传统刺绣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