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语境中，人们通常会从艺术家、作品和欣赏者这三个环节去理解艺术——艺术家创作作品，将思想情感融入作品，这些思想情感又通过作品传递给欣赏者。稍微复杂一点的设想是，作品一经产生，就不由艺术家控制；作品的意义是开放的，不同的欣赏者可以解读出不同的意义，所谓“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现代人对艺术的设想略有不同，但都假定艺术生产是一种个体创作，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个人思想情感的结晶。稍微了解一点艺术史，马上就能找出无数反例**。敦煌壁画、乐山大佛和批量制作的年画都是集体劳动的成果**。集体性的艺术生产，甚至在当下也不少见，如影视制作就是一种集体生产，这一点从片尾长长的人员名单就能看出。在景德镇，一件瓷器的成型要经过无数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是由不同的工种和人员负责。
有人或许会说, 虽然一件作品出自很多人之手, 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个总负责人。例如, 一部电影作品的总负责人是导演。但是, 一部电影的质量由谁负责, 并不像一幅油画那样明显。与电影这样的大制作相比, 绘画创作通常是个人化的。但是, 藏区的唐卡艺人一般都不是单兵作战, 而是带领大批徒弟一同作画。在当代艺术中, 从杰夫·昆斯到村上隆, 都是以工作室为单位进行集体创作。一次, 一位记者在杰夫·昆斯工作室, 看到一个女孩在画布上画圆点, 问杰夫·昆斯为什么自己不动手, 杰夫·昆斯回答说, 因为那个人的圆点比他画得圆。其言下之意是, 一件作品是由很多部分组成的, 为保障其质量, 每一部分都应该由最擅长的人来完成。
的确，一件作品由一个人完成，还是由多人配合完成，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和条件。水墨画、油画作品，之所以能由一个人从头到尾地完成，是因为其体量较小，而且有专业厂家提供画材、装裱等配套服务。相比于画家，一位雕塑家要想独立完成一件作品，难度就要大一些。在古代，雕塑匠们不得不团体作战。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手下有一堆石匠、雕刻匠，一向都是团队作战。他之所以独力完成西斯廷天顶画的创作，只是因为负气，而非他自己或当时的普遍情况。据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说，米开朗琪罗完成这幅鸿篇巨制后，视力严重受损，好几个月不得不仰头看信或看画。
现代的雕塑家要幸运得多，他们做完雕塑小稿或在计算机中建模后，就可以交给工厂去完成翻模和制作。雕塑家之所以能“独立”完成一件作品，并且独立署名，是因为有了更细致的分工和配套服务，不必事事亲力亲为。就像设计从工艺中独立出来一样，艺术家的创意也从作品的制作中分离出来。有人因此认为，创意是作品的核心，提供创意的人比仅仅动手制作的人更配享有作品的署名权。
在这一语境中，人们不仅将艺术活动理解为一种个体化的劳动，而且将其进一步理解为一种个体化的精神劳动。对于体量较小的作品，如绘画、雕塑、工艺品来说，情况或许的确如此。但是，对于体量较大的作品，如电影、建筑等，即便是其中的创意设计部分，也不可能仅由一个人完成。
如今，被视为艺术创作核心的创意受到了人工智能的挑战。人工智能在学习和生成诗歌、绘画和音乐等方面，已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能力。很多人相信，只要数据量足够大，训练方法足够巧妙，人工智能将很快在创意方面赶超人类。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艺术效果，即所谓的艺术创新，只不过是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只要算力足够强大，人工智能就可以模拟过去和未来所有可能存在的艺术效果。但这一效果是否能触动人心，却要打一个问号。
艺术的感染力并不仅仅来自新奇和前所未有的选择和决断，是因为艺术与生活意义之间的密切关联。艺术家并不需要穷尽色彩和线条所有的排列组合，而是需要在对色彩和线条的选择中，体现思考与判断，体现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唯其如此，艺术作品才可能有感染力。
人工智能虽然无法完全取代艺术家，却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得力助手，帮助艺术家去完成更大体量的作品，缩短作品构思和设计的时间。可以预见，随着科技的进步，艺术创作的个人化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在技术工具辅助下，以往需要一个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可能只需要一位主创人员就能完成，由此导致更多的艺术工作可以朝个人化方向发展。
院线电影制作是一种典型的集体生产。导演虽然可以算作主创人员，但并不是影片质量唯一的责任人。奥斯卡金像奖分为很多奖项，以表彰那些为电影创作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例如，最佳影片奖颁发给制片人，最佳导演奖颁发给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颁发给编剧，最佳摄影奖颁发给摄影指导，最佳剪辑奖颁发给剪辑指导，最佳声音效果奖颁发给音效设计师和剪辑师，最佳视觉效果奖颁发给视效设计师，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奖颁发给化妆师、发型师，最佳服装设计奖颁发给服装设计师，最佳艺术指导奖颁发给艺术指导、布景师，最佳原创配乐奖颁发给配乐师，最佳原创歌曲奖颁发给词曲作者，还有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女配角奖等。这份长长的奖励名单，其实还没有囊括所有的主要工作人员，如导演助理、场记、灯光等。
奥斯卡金像奖是专家参与评审的学术奖。1927年，37个美国电影业巨头创建了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1929年，学会在洛杉矶比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设立了年度性的学术奖（Academy Award），以鼓励为电影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学术奖颁发的镀金奖像，俗称“奥斯卡”（Oscar）。据说，“奥斯卡”这个名字来自学会第一任图书管理员玛格丽特·赫里克（Margaret Herrick）。一天，赫里克在办公室看到一个奖像，随口说道：“它让我想起了我的叔叔奥斯卡。”不知为何，人们便开始用“奥斯卡”来称呼这个奖项并形成了习惯。1939年，学会正式接受了这一称谓。
院线电影是一种典型的大众艺术。一部电影的好坏不仅由专家评判，也由观众用脚投票。有的观众更关注导演，只要是某个导演拍的片子，他都会追着看。有的观众更关注演员，只要是某个影星参演的电影他都看，看的时候也主要是欣赏这位演员，而不太关心影片的其他方面。也就是说，尽管编剧、摄影师、剪辑师等也为影片做出了重要贡献，甚至也能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但能够走到前台、接受观众礼赞的，通常只有导演和影星。只有那些发烧友级别的观众，才会关注其他的电影创作者。也就是说，在电影中，只有极少部分创作人员能够走进公众的视野。
电影的创作团队本质上都属于幕后工作者。观众首先面对的是电影院中放映的一部影片，而不是拍摄这部影片的人。与电影不同，在戏剧表演中，虽然也有大量的后台工作人员，如导演、乐队、灯光师、化妆师等，但参与表演的人都是走上舞台，与观众直接见面的。不过，在舞台之外能够得到观众关注的，只是其中的“名角”。在传统的中国戏曲界，一个“名角”甚至能撑起一整个戏班子，戏班子里的其他成员，包括班主，都要靠他带来的票房吃饭。戏班老板，分为后台老板、前台老板（班主）、角儿老板，角儿老板才是真正走上前台、在舞台内外受到戏迷追捧的人。
乐团、舞蹈团的工作性质也都是集体性的。还有一些音乐、舞蹈并不在舞台上表演，而是在生活中进行。直到如今，还有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保持着载歌载舞的习俗。在节日、祭祀和游行中，在聚会和休闲时，男女老少载歌载舞，**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观众。**与舞台化的歌舞表演不同，这种生活中的歌舞活动并不产生“作品”，没有编舞、作曲，更没有导演。这是艺术集体生产的另一种形式，在传统社会中，这也是艺术最主要的一种存在方式。
这种载歌载舞的活动并不产生可以与身体分离的物质产品，因此，与其将它们称为“艺术生产”，不如称为“艺术活动”。在传统社会中，音乐舞蹈类的艺术活动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群体性的，但也不排除有一部分例外。例如，在文人的生活中，古琴弹奏首先是一种个体化的艺术活动。古琴首先是弹给自己听的，其次是与二三知己交流，通常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文人从事的诗歌和书画活动，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个体性的，但有时候也在雅集中、在交际活动中进行。
在集体性的艺术生产过程中，除了有前述主创及核心人员，还有众多的辅助人员。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搬运、安装、操作设备和道具的工人，为剧组打杂的人，都是辅助人员。此外，还有跑龙套的群众演员、替身演员等。周星驰带有自传性质的影片**《喜剧之王》**表现了群众演员可悲、可怜的处境，让人又哭又笑，感触良多。